每经评论员 杨弃非

这个假期，淄博堪称顶流。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烧烤热度，在爆发性的旅游热情中愈加旺盛。数据显示，" 五一 " 假期淄博每日接待游客约 20 万人次，知名 " 打卡地 " 八大局便民市场登顶全国景区 " 排队榜单 "；淄博站累计发送旅客超 24 万人次，较 2019 年同期增长 8.5 万人次，增幅 55%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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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逐流量的城市，纷纷开始造访淄博、" 拆解 " 淄博，思考复制淄博的可能性——目光最后落在 " 地摊 " 上：两年前，淄博政府曾在多个区新增 66 处早市、夜市及便民疏导区，允许当地市民 " 练地摊 "。在外界看来，这一举措为如今淄博出圈埋下了伏笔。

近日，新修订的《深圳经济特区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经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，拟于今年 9 月 1 日起实施。修订后的条例允许街道办根据方便群众、布局合理、监管有序的原则划定摊贩经营场所。

消息一出，" 深圳将不再全面禁止路边摊 " 的相关话题迅速登上热搜。不少人将之与淄博的走红关联起来，有网友点评：" 淄博的烟火气、烧烤味，一线城市同样也该拥有。"

其实，早在去年底，上海已先一步立法，允许 " 有序设摊 "；今年初，北京提出 " 在重点商圈组织开展外摆试点 "，也曾引发相关联想。随着一线城市纷纷 " 放下身段 "，有关城市如何对待 " 地摊 " 的问题，再次引发讨论。

" 烧烤摊 " 的隐喻

追捧淄博烧烤，追捧的是什么？

舆论已给出诸多答案。" 小饼烤炉加蘸料 " 的特色 " 三件套 " 似乎说服力不足，有人辩称徐州才是同类烧烤的发源地；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更像是小概率事件，难以解释淄博成为新一个网红 " 神话 " 的奥秘。

视线进而被投向赶往淄博的人身上。有人追溯源头发现，淄博烧烤的第一波热度是今年二三月份开始，由大学生从外地坐高铁前来撸串而引爆全网。

大学生为何能成为 " 流量缔造者 "？事实上，不止是淄博，大学生 " 特种兵式旅游 " 正带动曾经的 " 小透明 " 城市接连出圈。有分析认为，这是因疫情被压抑消费的集中释放，大学开学后，返校的学生陆续结伴外出春游，开始了集体 " 消费狂欢 "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人们需要一种回归日常生活的 " 仪式感 "。淄博烧烤这种大家围坐、大口吃肉的 " 地摊 " 美食充满城市烟火气，恰好能构成他们对生活想象的投射。

在中国传统文化意象中，" 地摊 " 总与浓烈的市井风情相关联。北宋画家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中，挑担的、支摊的、吆喝的来往错杂，令北宋繁荣的街巷经济跃然纸上，人声鼎沸、车水马龙的烟火气息，也使清明上河图成为传世佳作。

更难得的是，如同淄博一般地摊扎堆的景象，并非随处可见。

就在淄博烧烤热度上升的同时，山西晋城却因 " 禁止露天烧烤 " 引发关注。一时间，" 烧烤能造成多少空气污染 "" 露天烧烤应该一网打尽吗 " 等声音不断发酵。

淄博也曾为 " 地摊 " 烦恼。据当地媒体报道，为了解决地摊占道经营、噪音扰民、环境污染等问题，自 2015 年开始，淄博下大力气引导露天烧烤 " 三进 "（进店、进院、进场）经营，并使用无烟环保炉具。到现在，淄博独具特色的 " 烧烤大院 "，容纳了大量过去在街边游走的烧烤摊，并被统一管理。

有统一管理，也放开准入。2020 年，在全国 " 地摊经济 " 浪潮下，淄博曾公开允许市民 " 练地摊 "。在今年初的新闻中，当地仍坚持 " 在划定区域内严格按照定时间、定地点原则 "，引导商贩有序限时经营。

如财经作家吴晓波分析，淄博市政府允许烧烤摊上街，从而放弃了城管的某些权力，这也促成了 " 人们对自由市场的平民式想象 "。

大城市的 " 阴影 "

对于淄博这样的城市，为 " 地摊 " 守住一方土壤弥足珍贵，对于多样人口聚集的大城市，作出类似的抉择颇为艰难。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史璞曾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" 地摊经济 " 的两面性，即解决就业的同时，给城市带来 " 脏乱差 "，甚至被一些城市称为 " 牛皮藓 "。在 " 文明城市 " 测评中，" 占道经营 " 也被列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反面指标。

2020 年，中央文明办曾在当年全国文明城市测评指标中，明确要求不将占道经营、马路市场、流动商贩列为文明城市测评考核内容。

但当时，一线城市是否应该跟进 " 地摊经济 "，仍然引发不小争议。央视财经发布的评论指出，在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、优化经济结构、转换增长动力、强化特大城市对中国经济发展带动力的关键阶段，简单化一哄而起地让 " 地摊经济 " 在一线城市野蛮生长，看似能解一时之急，但如果此风猛吹，后患无穷。

那一线城市是否不需要 " 地摊经济 "？

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、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提到深圳的城中村。到 2020 年末，深圳还有 70% 的人住在城中村，大量流动人口以低廉价格解决居住问题。每天清晨，摊贩们都会沿城中村墙根排开，满足民众各种生活所需。

上海更是在几个知名夜市被接连取缔后，陷入 " 夜上海 " 的本体性迷失当中。曾在夜市中寻找上海市井风情的人们，失去了物美价廉的小吃摊，更难寻露天、摩肩接踵、物资与信息交换等要素齐备的社会体验场所。

但上海的例子，可以呼应一线城市的难题。

作为上海北部最大的地摊聚集区，彭浦夜市高峰时期流动设摊数量一度达到上千家，在两条马路上绵延 2 公里。然而，食客所乐见的浓烟和噪音，引发了周边居民的巨大反弹，二者矛盾难以消解。这也成为压垮彭浦夜市的一根重要稻草—— 2013 年，彭浦夜市成为被消灭的 " 负面典型 "。

大城市的声音更为多元，治理更为复杂，面对类似的问题也更多。公开信息显示，彭浦夜市此后被 " 升级转换 " 进一个 " 美食广场 " 当中，并被外界称为上海首个 " 正规马路夜市 "。但有媒体采访了解到，商家搬入后生意大不如前，并且限于广场对餐饮业用火的严格要求，大部分餐饮摊贩并未搬入。

去与留的新解

眼下，一线城市的难题已不仅仅是平衡本地居民的需求。面对日益挑剔的外来人才的需求，对地摊的 " 一禁了之 " 显得更加不合时宜。

在有关淄博的讨论中，" 大学生 " 的出现频率极高。《中国青年报》一则评论提到，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，抓住了年轻人的 " 胃 "。而在 get 到年轻人的 " 打卡 " 热情后，淄博的各项行动，更展现出其服务年轻群体的信心和能力，抓住了年轻人的 " 心 "。淄博一系列举措，正释放出不少城市希望打造的 " 青年味 "。

而淄博烧烤的 " 平价、好吃 "，和与三五好友共叙的场景，则击中了大部分年轻人最基本、最质朴的生活向往。

反观上海、深圳等城市，上海被认为是 " 平价美食荒漠 "，大部分本地餐厅价格偏高，而深圳则因历史较短，缺乏培育本地美食的基础。地摊不失为其打开局面、重新靠近年轻人的载体。

眼下，两座城市都迈开了第一步。据马亮分析，一般看来，" 地摊 " 属于一种非正规经济形态。由于 " 地摊经济 " 的灵活、多变和原生态特质，无法套进一个标准化的 " 模具 "，也难以将其纳入正式体系当中，或者按照正式规则管理。

通过立法，非正规的地摊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走出灰色空间，进入更阳光化的语境当中。如马亮所说，它事实上让 " 地摊经济 " 的治理回归到多方互动磨合的关系当中，大家首先对于哪些是底线，哪些能商量有共识，并经过不断摸索、往复，让监管部门认为能达到要求，消费者觉得方便，摊贩能够拓展业务，由此形成一个相对规范和健康的市场秩序。

而即便有淄博现成的经验在前，这个过程也难以被缩短。在马亮看来，城市对于地摊的发展策略，应该是具有很大差异性的，不仅需要因城而异，不同的地区、街道都应该有不同的解法。

事实上，关于地摊，一直存在两类不同的解法：如新加坡一般，将小贩引进邻里饭食空间—— " 食阁 "，不仅发展成为如今各地大食代的前身，成熟的小贩文化还被新加坡成功申遗；抑或如中国台北、泰国曼谷一般，在街头划定特定流动摊贩区域，在给定时间允许其经营，并被标进地图。在当地不同的文化之下，二者均得到了有效的发展。

回过头来说，通过入驻大院，淄博让烧烤摊走向兴盛，但在上海，类似的做法就不一定见效。马亮认为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，能否给基层执法人员足够大的自由裁量权，实现动态监管，随时发现问题随时解决。由此，让现有条例中的指导方针进一步落实、细化，并可能进一步形成成文的条例、制度或规则。

每日经济新闻